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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益诉讼筑牢网售处方药安全堤坝******

时本

　　远程诊疗、网上开方、送药上门……随着互联网医疗的蓬勃发展，网上药店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快速获取药物，然而由此带来的药品误用、滥用、过量服用事件也时有发生。药品安全非同儿戏，网上用药安全该如何保障？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批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的督促整治网络平台药店违法销售处方药行政公益诉讼案，对保障用药安全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1月9日《检察日报》)

　　“网上药店无处方销售处方药”“轻轻松松能买到12周以上用量的处方药”“药师审核形同虚设”“处方上没有执业药师的签字”……这些网售处方药乱象存在已久。即使《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于去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网络售药迎来强监管时代，但是问题也并未因此而得到根治，一些网上药店仍然存在“走过场式开方”等现象。

　　网售处方药乱象治理与监督的主体缺失、监督的积极性有时不算太高有关。处方药网售越便捷，销售成本就越低，销量也越大，线上药店和线上医生获取的利益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机会，处方药随意网售的口子就可能会越开越大。一些消费者只图省事，把药品当成普通电商产品，看不到药品误服和滥用的风险，甚至认为网售处方药不应该管得太严。正因如此，网售处方药的供需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他们都不愿意主动监督网售处方药乱象。

　　药监部门是网售处方药的法定监督主体，在治理网售处方药乱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诸多网售处方药案件的查处，均是药监部门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的结果。但也要看到，假如极少数药监部门慢作为或者不作为，网售处方药也会潜滋暗长，用药安全也就面临危机。关键是，互联网具有跨区域等特点，一地失守又将影响全局，一旦网售处方药乱象的危害波及全网，那么远在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也会成为受害者。

　　倘若监管部门履职好坏全凭自觉，网售处方药乱象就不容易得到遏制。履职情况需要得到监督，在这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当检察机关发现网售处方药存在一些乱象后，可以通过向药监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药监部门认真履职。除此之外，检察机关还可作为整个消费群体的诉讼代理人，对于违法销售处方药的平台和个人展开诉讼。这类公益诉讼让维权和监督主体都更加明确，是治理网售处方药乱象不可多得的好方式，理应得到广泛推广。最高检推介这些典型案例，也是希望检察机关在这方面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网售处方药方便了民众求医问药，也使互联网医疗从此告别“有医无药”的困境。但与非处方药相比，处方药既有更强的治疗作用，也有更强的毒副作用。以前处方药在实体药店就存在随意销售等乱象，若想阻止这类乱象向线上蔓延，就得加大网售处方药乱象的治理力度，让包括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在内的监督手段更丰富、更管用，方能让民众安心享有处方药网售带来的巨大便捷与实惠。

强化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提出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并就强化审判职能，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提出具体措施，旨在回应中医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需求，积极推动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对于防病治病、维护人民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以往司法实践来看，中医药知产案件总体数量偏少、司法解纷选择不足，案件类型集中、保护覆盖不全，审理周期较长、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意见》作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专门文件，既全面覆盖了中医药知识产权各领域和环节，又立足实践需要突出了重点和难点，正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解决以往司法层面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意见》出台后有望产生一系列综合效应：一是审判职能得到强化。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有力的司法支撑，《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各级法院优化审判资源，让法官在审理中医药领域原始创新、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重大科研项目相关案件时，实现“能判、愿判、敢判”，强化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通过纠纷化解机制切实维护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

　　二是提高行业创新的积极性，发挥专利制度共享共建的功能。通过确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司法导向，加强中医药的专利保护，使中医药企业除了通过“商业秘密”保护外，多了一道“专利保护”的选择，这无疑为部分创新型中医药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同时，随着更多的技术被纳入专利制度框架下进行保护，整个中医药产业交流共进的格局将得到进一步打开，这有利于中医药产业的整体技术革新与进步。

　　三是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意见》从司法层面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既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尊重知识产权、有序竞争的秩序，又能够在全社会营造珍视、热爱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法治氛围，有利于形成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意见》出台后，相关部门后续还需要做好相关配套和完善工作：首先，要明确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象，平衡社会公众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利益。中医药领域的典籍是公开的，这是属于公众的财富，而其中哪些技术具有独创性，是属于个人的，需要精准识别。可以说，区分“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医药知识”和“值得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的中医药技术”是必须先行明确的要点。在准确识别二者的基础上，司法才能既避免错误保护公共领域知识，也避免错过保护值得保护的技术，厘清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

　　其次，要注重司法的科学性、技术性。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目前中医药专利领域创造性不足的事实。对司法部门而言，必要时可以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征求专业意见，以确保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再次，应当完善配套制度。中医药与其他工艺有区别，对中医药而言，国家应结合中医药领域的特点及特殊保护需求，完善针对祖传秘方等对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如建立商标、中华老字号海外抢注预警制度、健全道地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制度，在现有的中医药品种保护制度下强调行政责任以外的民事救济途径，以及充分利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等。

　　最后，解决当事人司法保护的积极性问题。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选择司法保护的意愿不强。主管部门可以考虑探索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鼓励企业主动开展二次开发与上市后再评价工作，进行专利布局，实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逐步产业化，真正让行业主体重视知识产权，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引导中医药市场良性运行的价值。

　　（作者：邓 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